[33]换言之，股份财产权的主要功能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立法者通过提供公司制度以实现财产权的机制保障功能，二是国家保护义务在立法者制定股份公司法和法院适用该法时的实现。

2、少数股东的排除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投票权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将少数股东从公司中排挤出去，是大股东和少数股东这两个群体利益碰撞最为激烈的情形。主流观点反对个案导向的解决思路，认为不应该依据企业是否执行国家任务时而肯定时而否定同一企业的基本权资格，而只能一概地肯定或者否定。

[138]在进行法益权衡时，法院强调，少数股东因持股数量极为有限故其股权的管理权或控制权功能微弱，其股权在根本上属于资产投资，只要能够获得与股权价值相当的补偿，那么可以认为少数受损的法益分量并不重，因为少数股东作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能够发挥功能的时代一定能够在同样或者类似的企业中找到替代性投资。因为清偿的恰当性可以在裁决程序中审查，因此不能就清偿不合理主张股东大会决策的撤销。股东通常不能直接使用其财产，其使用权仅限于财产价值，除了对股份进行出售或者设立负担外，只能间接通过公司的机关行使处分权。根据《股份法》第179a条，控股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将公司资产全部出售给自己或关联公司，随后促成股东大会达成解散公司的决议并分配公司剩余财产，从而取回出售公司资产的大部分价金。在有关股份财产权的第一案1962年的Feldmühle案中，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征收是国家通过法律或者行政行为对财产权的强制性干预，而《企业改组法》有关条款只是赋予股东大会调整股东间私法法律关系的资格从而提供了影响股东权利的法律基础，而直接影响股东法律地位的并非国家的高权行为而是纯粹属于私行为的股东大会改组决议，故有关条款不构成征收。

这一概念适合于基本权发挥防御功能的情形。立法者在股份财产权的领域所承担的双重功能——确认受基本权保护的法益并确定保护的界限——在以强制性规则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法中体现尤为明显。反之，法治环境就会越来越差。

社会共同体除了要遵循国家硬法的规范运作外，更多地则要遵循各自共同体内部自然形成和自觉制定的软法运作。成立社会团体本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从局部和短期利益的角度对之加以限制是没有道理的。（一）社会组织建设 社会组织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主体。笔者之所以认为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理由主要有三：其一，法治国家建设需要法治社会建设的配合、支撑。

尽管国家、政府、执政党对于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包括决策、支持、保障的作用。[14] 推动全体社会成员树立法治意识对于法治社会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程。

这样的软法就不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其二，建设法治社会，涉及国家公权力和政府公权力（如制定规则的权力、社会管理的权力、解纷止争的权力等）适当向社会转移的问题，[10]从而社会组织与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之间有大量的各种利益和关系需要协调和平衡。尽管建设法治社会所需法律，所需良法并非完全由人大立法（硬法）供给，社会自治过程中形成和产生的软法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法源，[4]但人大立法（硬法）毕竟是基本法源。当然，硬法和软法虽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在当下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二者间仍应是互相补充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替代、互相排斥的关系。

我们前面讨论了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国家建设的关系，实际上就已经涉及和包含了法治社会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关系的内容。法治社会建设工程则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建设、社会行为规范建设、社会监督和解纷机制建设等诸项子工程。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要受《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范。我们这里使用的社会组织，是广义的非国家、非政府、非营利性、非强制性的组织，包括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公益事业机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文化娱乐性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等。

同时，行业协会将率先引入竞争机制，以后将允许一业多会，允许跨地域组建等。四是政府和社会共同体通过协商共同制定的社会治理规则，如政府与居民委员会或社区签订的社会综合治理协议、政府与志愿者团体签订的志愿者行为规范，等等。

其四、社会组织成立以后，其运作和发展同样要受硬法和软法的约束和规范。治国的更多地是依硬法，治社会的更多地是依软法。

[4]关于软法，可参阅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罗豪才、宋功德著：《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11] 至于法治社会建设之所以可成为推进法治执政党建设的促动力，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执政党对国家、社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就地域意义的国家而言，法治中国等同于法治国家，法治中国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地域范围内建设法治国家。[6]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即是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者并列。国家法律规范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但就政治意义的国家而言，法治中国则不等于法治国家，而是包括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执政党的党员和领导者均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从而其思想和行为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一个国度或一定地区的社会，其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如果已经法治化或初步法治化，这种法治化不可能不对执政党的党员和领导者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社会组织的持续性决定了其成立必须符合相应的法定条件，遵循相应的法定程序。

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主要包括三个环节：社会组织建设、社会行为规范建设以及社会监督和解纷机制建设。[10]参见郭道晖：《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只要有助于纠纷的平息和最低限度公平正义的实现，社会调解、协商、协调等手段均可以在解决社会纠纷的过程中加以运用。[19]例如，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十三届人大会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申请在示范区设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须经批准的以外，申请人可以直接向市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如果我们执政党对法治不坚定，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一出现问题、困难、矛盾，就动摇、止步不前，甚至退缩，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就难有实现的希望。这期间耗时的漫长、手续的繁复，即让很多申请者望而却步。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软法之所以具有优势，是因为社会共同体成员对软法的形成或制定的广泛和直接参与。

[9]参见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这种关系，我过去在相关论文中曾有这方面的讨论和论述，故本文不再赘述。

国家法律可以为社会组织的职能范围划定外部边界，组织章程则在此边界内对职能做出具体表述。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果我们的政府官员和人民不相信法律而只相信权力，不相信法治而只相信人治，或者只是口头上信仰法治而在内心中迷信权力，迷信人治，法治社会是不可能建成的。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以培植全社会的法治环境，推进全社会厉行法治，培养自觉遵守法律、真诚信仰法治、忠实崇尚法治和坚定捍卫法治的国民。

笔者对这部分的内容做了若干分析和解读。但许多地方这样做，进一步说明国务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必须抓紧修改，以适应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到现代民主社会，公民社会逐步生长发育，人们开始组建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组织，逐步形成相对于国家共同体的广泛的社会共同体。法治社会虽然能自生一定的多元化解纷途径，能够通过自治化解大部分社会矛盾和纠纷。

即使建成，也可能会随时垮塌。凡是权力，就必须有监督、制约，否则，同样可能产生腐败（如中国足协就曾经产生过严重的腐败）。

如果软法的形成或制定缺乏，甚至排斥了共同体成员的参与，就可能沦为相应组织、团体、机构负责人专制和滥权的工具。[17]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

如果执政党自己的各级组织、各级党委不实行法治，不依法执政而任性执政，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无疑会落空。（三）社会监督机制和解纷机制建设 建设法治社会，在解决了社会主体问题和社会主体行为的规范问题以后，接着还必须解决社会主体行为监督机制和社会争议、纠纷处理机制问题。